“市场恐惧症”干扰医改方向

　　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高屋建瓴地提出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观点，从根本上校正了医改的方向。

   但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思维影响，将发挥市场作用同医疗机构的所谓“公益性”对立起来，视市场为洪水猛兽的“市场恐惧症”仍深深潜藏于许多人的内心深处，一有适当环境和条件就会冒出来。而将目前医疗系统所存在弊端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市场化”的声音，也一直未能消停下来。

　　市场恐惧症是最典型的表现，当属2005年有研究机构发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和“过渡市场化”的“高论”，这一“高论”对医改所起的干扰作用有多大，大家应该心知肚明。

在医改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要防止涉深水而不呛水，啃硬骨头而不磕掉牙，就必须切实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顶层设计，坚持不为“市场恐惧症”所干扰。

何为市场化？按照通常的理解，是指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优胜劣汰的竞争为手段来实现资源合理配和效率最大化之目标的机制。

那么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实现转型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医疗卫生领域实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医疗资源配置了吗？没有！各医疗机构实现正常竞争了吗？也没有！

既然如此，那么可见所谓的“过度市场化”完全是一个伪问题——原本就没有被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过，所谓“过度市场化”又从何谈起？

再说了，放眼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起航以来，时至今日，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仍处在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转型之中，难道唯有医疗行业如有神助、一马当先，不仅率先“市场化”了，而且竟然“过度”“市场化”了？

尽管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医改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为数不少的医疗机构强化了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倾向，但这与正常意义上的市场化取向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何必让“市场”去遭池鱼之祸，蒙不白之冤？

导致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政府失灵。

它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启动于上个世纪的医改设计中，盲目效仿社会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改革的做法，采用“甩包袱”的方式把本未具备走向市场条件的医院推向弊端丛生的所谓市场环境之中。它表现在健康的市场导向机制未远建立之前，有些地方就放弃了政府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应负的责任。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就曾指出，资源向城市大医院集中，导致医药费用不断增长，最终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增加了运营成本，给医疗质量和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削弱了基层医疗服务卫生体系。须知公立医疗机构一直处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若非监管缺位，何来医疗资源“向城市大医院集中”和“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的问题？

它表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就开始大幅减少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系统投入的比重，不仅忽视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还在对公立医院实行“掐粮断炊”的同时固守防线，拒绝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

显然，正是因为政府失灵，才导致由公立医疗机构支撑的中国医疗体制出现了并非局部的路径迷失。

其次是市场失灵。

它表现在因政府管理滞后和监管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导致医疗服务的价格信号受到人为的严重扭曲；它表现在因政策导向导致的医疗机构的趋利行为，使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弊端被一步步放大，既严重损害患者利益也严重损害医疗机构声誉，同时为医患关系的恶化埋下祸根；它表现在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形成的高度垄断，导致医疗机构之间根本就无法展开真正市场意义上的竞争，不仅导致医疗机构严重两极分化，患者更成为医疗市场竞争不完全代价的最终承担者。

总之，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共同作用，而政府失灵则不但是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更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

政府和市场双双失灵的危害多多。

最主要的是本来稀缺的医疗资源在严格的行政管制之下，因根本无法通过市场去实现优化配置，导致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和供需错配并存，从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产生的矛盾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由此衍生出种种乱像。而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无疑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之一。

把患者“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过度市场化”的危害何在？

可以设想，如果以此为医改的逻辑起点和顶层设计的基本依据，那么建立健全的医疗市场的诉求便会被置于脑后，而仅寄托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进行谋划；那么政府缺位、越位与错位并存的状况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甚至有可能愈演愈烈；那么就会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需要政府加强自身改革的情况下，不但自觉不自觉地迟滞自身改革，还可能因“开错方”、“下错药”而影响健康医疗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如前所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不仅极具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地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且将其融入医改的政策当中，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之手作用、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中都两手抓，两手硬，终于将医改引向正确的途径。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对当年所谓“过渡市场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市场恐惧症”的消极作用估计过低，更不能放弃对它的警惕，必须从根子上进行清算！